曾几何时，随着于丹教授《〈论语〉心得》在大江南北的一纸风行，街头巷尾，男女老幼，大有“开口便谈《论语》”的势头。

儒家经典是国学的核心。儒家经典，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而《论语》是儒家“四书”“五经”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万来字的《论语》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旧时代，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期里，《论语》被指定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必考教材”，所因而旧时代读书人从很小时就开始攻读背诵《论语》。

毛泽东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他从八岁时开始，每天读的就是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较而言，可以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很早”就接触了“国学经典”，自然他的“国学底蕴”是非常深厚的了。

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经历时曾这样说过：

“我八岁那时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由于少年时期的耳闻目濡和朗读记诵，使毛主席对《论语》烂熟于心。正因为烂熟于心，所以在成年后的写作和讲话中，能够信手拈来地引用《论语》的名言警句，恰切地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服务。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文章和讲话中，《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一言以蔽之”、“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每事问”、“过则勿惮改”、“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也，禄在其中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速则不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言不及义”、“逝者如斯夫”、“是可忍，熟不可忍”、“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等。

毛主席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论语》，即对其中有益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言论予以肯定；而对其中迂腐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内容则予以揭露和批判。

这里仅举毛主席对《论语》反其意而用的两例，引导读者朋友们体会一下毛主席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精神，也有助于我们今日不要把《论语》吹得神乎其神，受到其中“糟粕”的毒害。

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在谈到农民革命时，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段话里，一连活用了《论语》中的两个传播很广的短语，一个是“文质彬彬”，一个是“温良恭俭让”。

“文质彬彬”一语出自《论语·雍也篇》：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意为“质朴”；“文”意为“文雅”。“质”与“文”是孔子品评人格修养的一对范畴，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质朴与文雅的统一和中和。

“温良恭俭让”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里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子贡讲述孔子与闻国政的方法，同时也赞美老师的为人。后来，温、良、恭、俭、让，被儒家奉为完美人格的标准。

“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作为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标准，无疑是有其文化价值和进步意义的。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那么，固守维护封建旧秩序的“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则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退让，更是对广大农民群众高涨的革命需求的压抑。因此，对中国革命形势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借否定《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错误论调。

毛泽东这里活用《论语》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可以体会毛泽东的这种“反用”的精辟和深刻。

当时，广大农村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豪绅们的封建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对此，地方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呼“糟得很”。国民党左派对农民运动也极力地反对，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在农民运动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边说农民运动“太过分”、“越轨”等。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势力吓倒，也跟在地方资产阶级的后面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提出什么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对反对势力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一片责难声，毛泽东亲自回到湖南，用六十多天的时间对农民运动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用字字千钧的笔墨创作了石破天惊的雄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文中，他呐喊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开展的。反之，必须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在农村中推翻地方豪绅阶级那样来进行革命。

毛泽东这一著名理论，击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梦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1943年4月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身为中共华北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说，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应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毛主席看到这篇谈话后，认为这一提法不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6-27页。）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出自《论语·颜渊篇》。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解释“仁”的含义时所说的一句话，大意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仁”的基本精神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而避免人际间矛盾激化。作为一般的道德范畴，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语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在政治上过分强调此语，则是放弃斗争的一种哲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来被仁人志士们奉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但毛主席却大笔一挥，将“勿”字改为“要”字，这一改之后，与孔夫子的愿意完全相反。可以说，千古奇人毛主席又一次奇语惊人。但是，只要联系当时的国内形势，就会发现毛主席这一字之改，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此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矛盾，需要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这并不等于国内阶级矛盾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即使是为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也应当是在斗争中求得团结，而不是放弃斗争，放弃斗争也就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主席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提法，无疑是忽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抹杀了阶级差别，这对尚处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显然是不适当的。

毛主席指出：“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主要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表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征，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则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阶段，不应当否认和忽视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他说：“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也就是说，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手段。

毛主席还明确指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毛主席接着还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的状况，他指出：“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因此，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正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人坚持这一原则立场，才能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日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早已废除，更不存在政治上的压迫，已经完全具备了毛主席所说的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历史条件。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