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成语阔里吉思的意思及解释

定安的历史沿革

1、立县定安

宋元改朝换代之际，海南黎酋符十九、符二十兄弟，集众作乱，活动猖獗。元世祖忽必烈夺得政权后的第十三个年头，至元28年，即公元1291年二月，由湖广总督府镇国元帅、琼州安抚使陈仲达、副帅朱斌，率领蒙古骑兵二百，汉兵二千，顺化兵五千，渡海到海南岛，再征集地方民兵一万四千，筹备草粮，准备大举讨伐黎蛮。在发兵之前，陈仲达突然死去，忽必烈闻讯，立即指令荣禄大臣、湖广中书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渡琼坐镇，指挥征剿。阔里吉思到海南后，提升朱斌为元帅，任命陈仲达之子，年轻的陈谦亨领万户总兵配合南征，当年的十二月擒住符十九，首战告捷。正在策划全面围剿的时候，阔里吉思被召回关，辞行前，阔里吉思向朱斌授略：“分委柔善，遍行招安”八字。第二年，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广西都督府镇抚元帅高佑奉命与朱斌、陈谦亨会合于茶根，策划征剿，朱斌从南，高佑从西，陈谦亨从东北，以黎母山为目标，发兵挺进，翌年即至元三十年十一日，三路兵马在黎母山东侧，原镇州所在地会师，黎患平息，历史上认为这次战功归于阔里吉思“用武其神乎，推心其仁乎”。其实这都有是忽必烈的联黎策略，所以战事停止后，朱斌根据阔里吉思授意，立即实行招安，退出黎母山区，经乌蒙孙泽提议，阔里吉思奏准，至元三十年，即公元1293年，在黎母山区边缘地带，新寨县岭的麻山界，即现在中瑞农场的双灶岭建立定安县，同时在南弄界建立会同县，在北盈徒建立万全寨。然而会同也不万全，定安并不安定，双灶岭仍是深山老林，是黎苗所需要的地方，于是建县不足二年，至元三十一年，阔里吉思再作让步，后退六十里，定安县治所迁出丘陵地带南资都南坚峒，即今龙门镇西北的官衙、官井、官地村地方。

2、升州南建

元朝文宗天历二年，即公元1329年，琼州军民安抚司突然接到三道圣旨，一道是改琼州军民安抚司为乾宁军民安抚司，一道是召青梅回京为妃，一道是升定安县为南建州，封南雷峒主王官为世袭知州，佩带金符，迁治到琼牙乡，隶属北海元帅府。这一突如其来的圣旨，出处有因。原来英宗至治二年四月，即公元1322年，由于特门德尔挑拨，太子图帖睦尔被贬来海南岛，寓居在陈谦亨元帅府，正好府中有一待女青梅，能歌善舞，声色并丽，使图贴睦尔动了心，然而落魄太子一穷如洗，青梅不稀罕，于是太子闷闷不乐，自我叹息：“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银杏弄金桃，溟南地辟无佳果，问着青梅价亦高”。此事被定安南雷峒主王官知道了，通过王官为媒妁，又资助太子三百金为聘礼，娶了青梅。泰定元年十月图贴睦尔得召回京，封为怀王，天历元年登基当皇帝，念及前情，文宗皇帝，即图贴睦尔召青梅回京为妃，可惜青梅命薄，回到浙江就死在途中。青梅姓陈，文昌人，死后其兄陈乾富得到任用和提升。为报答王官雪中送炭之恩，封王官为世袭知州，南建州之“建”字来自南坚峒之“坚”，州址设在现在定城南门外杨墩坡村之南边。

3、复县定安延续至今

明朝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明兵入琼，琼州守将陈乾富投降，未经交战，元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宣告灭亡。然而，世袭享受元朝福禄的南建州知州，王官之次子王廷金及其胞兄王廷燎，串通万宁黎酋王贤保，儋县峒主刘均胜，集结黎兵，洗劫南建州和万安军治所，然后遁兵母瑞山的南牛岭，企图东山再起。但是，不足三年，便被原潭榄翼千户总莫真成之嫡子莫宣宝和万宁峒主王丽珠所覆灭。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定安恢复县名，第一任知县吴至善。从那时起至清末止，整整两个朝代，历时542年，定安县名不变，治所不变，版图不变，隶属琼州府也不变。

1958年与屯昌县合并为定昌县，县治屯昌镇。1961年恢复定安县。

2002年，永丰乡、居丁镇合并，设立龙湖镇；仙沟镇、定城镇、龙州乡（除秀龙坑行政村）合并，设立定城镇；新竹镇、龙州乡的秀龙行政村合并，设立新竹镇；富文乡、坡寨乡合并，设立富文镇；龙塘镇更名为龙河镇。

梳妆楼的来历

术安长大后，术忽难让位术安，术安即位后首先奏请皇帝要把先父阔里吉思的尸体运回汪古部，“帝嗟悼久之，曰：“术安孝子也”，于是命重臣十九人抬棺，精骑五百护卫，将阔里吉思的尸体从卜罗护送回汪古部的封地。据说“奠告启视，尸体栩栩如生，帝惊为天人，建楼以纪念之”，把他葬在狼尾山脚、闪电河畔。因为他的棺是由一截完整的红松木凿出，他的椁是由一排排红松树桩围成，所以当地人将“树桩”作为其墓上建筑物的名称，后来谐音为“梳妆”楼。这就是“梳妆楼”名称的来历。

由此看来墓主阔里吉思虽是蒙古贵族，但是他酷爱中原的优秀传统文化，言行均遵照儒家文化施行。其“术安孝子”不可能不遵从先父遗愿，按照元代汉族儒家的墓葬方式安葬先父。

而元代汉族官僚地主的墓葬以砖室墓为主，埋葬尸体或火葬骨灰的方式都有，而前者多于后者，随葬品都不多。根据梳妆楼的发掘来看，阔里吉思的墓葬与元代汉族官僚地主的墓葬极其相似。[2]

所以梳妆楼墓葬的谜底应该是：墓主阔里吉思严格说来是汪古部的后裔，而汪古部贵族的墓葬方式与蒙古贵族的墓葬方式是有着巨大区别的；另外，墓主阔里吉思本人可以说信仰中原汉族的儒家文化，所以他的墓葬方式遵照汉族贵族的墓葬方式也是不足为奇的。以上考证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高明的专家来斧正。

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聂思脱里教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它就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教堂名为“波斯寺”③。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辽金时代汉人径以原名的音译“聂思脱里教”称呼之④。元代又称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0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a）。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①，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②。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③。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①。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②，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发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③。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首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④。史料还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⑤。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chdeacon）拜泥（Bayniel）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①

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②。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③。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Corvin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

五年之久①。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②。

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显赫者。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和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为其中之一。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③。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语的撒麻耳干人马薛里吉思。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7所，其中一所在杭州。镇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略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梁相还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④。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剌（叙利亚语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①。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活动。

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有官员专门管理。元代聂思脱里教虽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来与波斯传来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聂思脱里教、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②。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发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