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成语萧然物外的意思及解释

成语萧然起什么

比较常见的有这些：萧然物外[xiāoránwùwài]

【解释】：zhidao物外：自身以外的一切。形容极为超脱，不为俗情杂务所烦扰。

【出自】：《清朝野史大观》卷九：“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版不如傅青主。”

环堵萧然[huándǔxiāorán]

【解释】：环堵：玶着四堵墙；萧然：萧条的样子。形容室中空无所有，极为贫困。权

【出自】：晋·陶潜《五柳先生传》：“环堵萧然，不蔽风日。”

【语法】：联合式；作谓语、定语；形容室中空无一物，极为贫困

“什么然物外”的成语是什么？

1、萧然物外

xiāoránwùwài

成语解释：物外：自身以外的一切。形容极为超脱，不为俗情杂务所烦扰。

成语出处：《清朝野史大观》卷九：“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2、超然物外

chāoránwùwài

成语解释：超然：脱离；不介入；物：客观世界。超脱于世俗生活之外；意指对现实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也比喻置身事外。

成语出处：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适，顾区区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

3、近义词：

萧然尘外

xiāoránchénwài

成语解释：萧然：清静寂寞的样子；尘：尘世。形容极为超脱，不被俗情杂物所累

成语出处：清·李慈铭《越缦堂诗话》下卷：“又诗中多言梅花及山林闲话之趣，故笔墨间时觉萧然尘外。”

4、近义词：

置身事外

zhìshēnshìwài

成语解释：置：安放。把自己放在事情之外。形容对事情漠不关心。

成语出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22回：“你我且置身事外，袖手旁观。”

5、近义词：

超然象外

chāoránxiàngwài

成语解释：以：用法等同“于”。超脱于物象以外。指诗文的意境雄浑、超脱。也比喻置身世外，脱离现实的空想。

成语出处：唐·司空图《诗品·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关于萧然什么什么的四字词

萧然物外

[拼音知]

xiāoránwùwài

[释义]

物外：自身以外的一切。形容极为超脱，不为道俗情杂务所烦扰。

[出处]

《清朝野史大观》卷版九：“萧然物外，自权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很喜欢“静虚涵泳,萧然物外”这几个字，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

这句话貌似出自曾国藩语录，说的是人们对来于学习应该抱有的态度。

静虚源涵泳是指静心虚心，百能容纳各种观点。指读书时要反复思考体会，领悟书度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含义。

萧然物外是静虚涵泳更高一步的问境界，类似透过答现象看本质，归纳总结之意。

顾炎武的故事

康熙十五年（1676年），顾炎武客居北京，有一天他去看望两个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两个外甥设宴款待他。可是只喝了三杯酒，顾炎武即起身要回住所。徐乾学立即说：“甥还有薄蔬没上桌，舅舅再喝一点酒，畅饮至半夜，然后我派人打着灯笼送您回去，怎么样？”

顾炎武立即发火了，说：“世间只有淫奔、纳贿这两类人夜行，哪有正人君子夜行的？”身为大学士的徐乾学屏息肃容，不敢再说一句话。后来顾炎武的外孙陆舒城说：“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

扩展资料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顾炎武

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

顾炎武

遗民孤忠无仕异朝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生。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字宁人。顺治七年，为避害曾化名蒋山佣。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人称亭林先生。

昆山顾氏，为“江东望族”，官宦世家，至炎武父辈家道中落。父亲顾同应，母亲何氏，生子五人，炎武是次子。在他很小时，就过继给嗣祖顾绍芾。嗣父顾同吉早卒，由嗣母王氏抚育。王氏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勤奋，“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资治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并经常给顾炎武讲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事迹，对顾炎武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顾绍芾博学多闻，留心时事政治，他对明王朝日趋没落的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次，他指着庭院里的草根对嗣孙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甚！”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阅读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也读过《孙子》、《吴子》等兵书。他教诲顾炎武说：“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后来顾炎武提出的“经世致用”实渊源于此。顾炎武十四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相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经过十四年的寒窗，顾炎武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他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这些资料为他日后编写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做了准备。

甲申（公元1644年）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皇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祸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南明福王政权败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遥授顾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此时顾炎武母丧未葬，没有应召赴任，但与唐王政权保持着秘密联系。后来，顾炎武曾亲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斗争。在此期间，顾炎武非常关心抗清形势的发展，并且写下了许多首追悼死难烈士、感慨国家兴亡的壮丽诗篇。顺治七年（1650），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顾炎武伪作商贾，化名蒋山佣，遍游沿江一带，观察时局的变化。顾家原有仆人陆恩，见顾家衰败，叛投豪绅叶方恒，并且要以通海罪告发顾炎武。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捉到陆恩，将其投入水中淹死。陆恩的女婿复投叶方恒，买通地方官吏，把顾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于死地。顾炎武幸得好友帮助，才得脱离虎口。以后，顾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门外被叶方恒派遣的刺客击伤，因遇他人相救幸免一死。在地方豪绅的迫害下，顾炎武见江南已难容身，于是准备北上山东。他的好友归庄作文饯其北上，《序》中写道：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谁复知宁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聘六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

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致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与他们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在《广师》篇中写道：

“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顾炎武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与他的广交师友，虚心请益是分不开的。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顾炎武已知反清复明难以成功，于是专心于笃志经史，勤勉著述，“以待后王，以待来学”。他还曾经与李因笃一起，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之东，应募垦荒，积资待时，希望能够像后汉的马援、杜子春一样在边地立业。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顾炎武的朋友吴炎、潘柽章受庄家《明史》案的株连，被清廷所杀。顾炎武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对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表示强烈的义愤，对死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家《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给予高度评价，并且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精神。康熙七年，顾炎武本人被黄培诗案牵连在内，他闻讯后星驰赶赴济南，力辩原告姜元衡是以奴告主，捏造证据，诬陷别人。顾炎武被监禁七个月，后因李因笃等人的营救，才得出狱。他在《赴东》诗中感叹：“苦雾凝平皋，浮云拥原隰”，“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可见当时情势的险恶。在满清政权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顾炎武“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他编著了《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书。《音学五书》于康熙六年开刻，此书纂辑了顾炎武三十余年研究音韵学的成果，共三十八卷。其中《音论》三卷，“审音学之源流”，是全书的总纲；《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考订了《诗经》和《周易》中的音韵；《唐韵正》二十卷，考察了从春秋战国至唐宋以来的音韵变迁；《古音表》二卷，厘析古音为十部，列表加以说明。顾炎武在同李因笃论音韵流变的书信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这一观点开启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音韵训诂学风的先河。《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结晶。他在此书的《自纪》中写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康熙九年，《日知录》初刻本八卷问世，康熙十五年增改为二十余卷。今本三十二卷是潘耒在顾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后刊刻的。其中前七卷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论政治，十三卷论风俗，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考证旧事，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少数民族，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十五年，即顾炎武撰《初刻日知录自序》之年，他曾写信给黄宗羲，对《明夷待访录》给予极高的评价：“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②信中还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这使我们知道顾黄两人的政治倾向颇多相同。

顾炎武深受嗣母王氏“无为异国臣子”遗言的影响。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招请顾炎武参加，被他严辞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康熙十七年，清廷设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阁学叶讱庵和侍讲韩慕庐要推荐顾炎武应征，他再次表示“无仕异朝”，“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并且决定从此以后绝迹不至北京。次年，叶讱庵任明史馆总裁，又招请顾炎武入史局，他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即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绝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耒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顾炎武晚年定居于陕西华阴。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

由此可知，顾炎武在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希望，他在陕西华阴定居即寓有观察时变、待机而动的深意。康熙十九年，顾炎武六十八岁，在这一年的元旦他作一对联：“六十年前，二圣〔明神宗、光宗〕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这一对联也可为顾炎武晚年的心境作一印证。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顾炎武不顾年迈体衰，仍然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八月，在山西曲沃患重病。次年正月初八，顾炎武上马失足坠地，呕泻不止，初九日辞世，享年七十岁。

经世致用民主意识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伟大学者。他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史学、音韵学、地理学、文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建树，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积极进步的主张。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他对王阳明的心学更是攻击不遗余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自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是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启了先河。实际上，顾炎武所提倡的经学绝不仅仅是训诂考证，而是同“当世之务”紧密联系的。潘耒序《日知录》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清代诸儒受到清政权的文字狱威胁，退回到故纸堆中，专治训诂考证，正如梁启超所谓：“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他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

顾炎武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宋明理学造成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道学先生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后来竟有一部分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无耻之徒。顾炎武对这些深恶痛绝，他认为清谈可以亡国，“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顾炎武在宇宙观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邵宝说：“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顾炎武接受了这些观点，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这就坚持了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所产生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他在解释《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也提出了“非器则道无所寓”的正确观点。顾炎武一生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考察，虽在哲学问题上没有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还是有所继承的。顾炎武批判宋明理学“用心于内”的方法是“近世禅学之说耳”。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外向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顾炎武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实地的考察，一是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

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生。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字宁人。顺治七年，为避害曾化名蒋山佣。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人称亭林先生。

昆山顾氏，为“江东望族”，官宦世家，至炎武父辈家道中落。父亲顾同应，母亲何氏，生子五人，炎武是次子。在他很小时，就过继给嗣祖顾绍芾。嗣父顾同吉早卒，由嗣母王氏抚育。王氏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勤奋，“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资治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并经常给顾炎武讲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事迹，对顾炎武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顾绍芾博学多闻，留心时事政治，他对明王朝日趋没落的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次，他指着庭院里的草根对嗣孙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甚！”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阅读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也读过《孙子》、《吴子》等兵书。他教诲顾炎武说：“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后来顾炎武提出的“经世致用”实渊源于此。顾炎武十四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相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经过十四年的寒窗，顾炎武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他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这些资料为他日后编写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做了准备。

甲申（公元1644年）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皇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祸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南明福王政权败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遥授顾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此时顾炎武母丧未葬，没有应召赴任，但与唐王政权保持着秘密联系。后来，顾炎武曾亲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斗争。在此期间，顾炎武非常关心抗清形势的发展，并且写下了许多首追悼死难烈士、感慨国家兴亡的壮丽诗篇。顺治七年（1650），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顾炎武伪作商贾，化名蒋山佣，遍游沿江一带，观察时局的变化。顾家原有仆人陆恩，见顾家衰败，叛投豪绅叶方恒，并且要以通海罪告发顾炎武。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捉到陆恩，将其投入水中淹死。陆恩的女婿复投叶方恒，买通地方官吏，把顾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于死地。顾炎武幸得好友帮助，才得脱离虎口。以后，顾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门外被叶方恒派遣的刺客击伤，因遇他人相救幸免一死。在地方豪绅的迫害下，顾炎武见江南已难容身，于是准备北上山东。他的好友归庄作文饯其北上，《序》中写道：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谁复知宁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聘六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

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致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与他们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在《广师》篇中写道：

“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顾炎武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与他的广交师友，虚心请益是分不开的。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顾炎武已知反清复明难以成功，于是专心于笃志经史，勤勉著述，“以待后王，以待来学”。他还曾经与李因笃一起，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之东，应募垦荒，积资待时，希望能够像后汉的马援、杜子春一样在边地立业。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顾炎武的朋友吴炎、潘柽章受庄家《明史》案的株连，被清廷所杀。顾炎武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对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表示强烈的义愤，对死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家《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给予高度评价，并且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精神。康熙七年，顾炎武本人被黄培诗案牵连在内，他闻讯后星驰赶赴济南，力辩原告姜元衡是以奴告主，捏造证据，诬陷别人。顾炎武被监禁七个月，后因李因笃等人的营救，才得出狱。他在《赴东》诗中感叹：“苦雾凝平皋，浮云拥原隰”，“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可见当时情势的险恶。在满清政权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顾炎武“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他编著了《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书。《音学五书》于康熙六年开刻，此书纂辑了顾炎武三十余年研究音韵学的成果，共三十八卷。其中《音论》三卷，“审音学之源流”，是全书的总纲；《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考订了《诗经》和《周易》中的音韵；《唐韵正》二十卷，考察了从春秋战国至唐宋以来的音韵变迁；《古音表》二卷，厘析古音为十部，列表加以说明。顾炎武在同李因笃论音韵流变的书信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这一观点开启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音韵训诂学风的先河。《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结晶。他在此书的《自纪》中写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康熙九年，《日知录》初刻本八卷问世，康熙十五年增改为二十余卷。今本三十二卷是潘耒在顾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后刊刻的。其中前七卷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论政治，十三卷论风俗，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考证旧事，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少数民族，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十五年，即顾炎武撰《初刻日知录自序》之年，他曾写信给黄宗羲，对《明夷待访录》给予极高的评价：“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②信中还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这使我们知道顾黄两人的政治倾向颇多相同。

顾炎武深受嗣母王氏“无为异国臣子”遗言的影响。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招请顾炎武参加，被他严辞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康熙十七年，清廷设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阁学叶讱庵和侍讲韩慕庐要推荐顾炎武应征，他再次表示“无仕异朝”，“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并且决定从此以后绝迹不至北京。次年，叶讱庵任明史馆总裁，又招请顾炎武入史局，他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即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绝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耒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顾炎武晚年定居于陕西华阴。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

由此可知，顾炎武在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希望，他在陕西华阴定居即寓有观察时变、待机而动的深意。康熙十九年，顾炎武六十八岁，在这一年的元旦他作一对联：“六十年前，二圣〔明神宗、光宗〕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这一对联也可为顾炎武晚年的心境作一印证。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顾炎武不顾年迈体衰，仍然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八月，在山西曲沃患重病。次年正月初八，顾炎武上马失足坠地，呕泻不止，初九日辞世，享年七十岁。

经世致用民主意识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伟大学者。他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史学、音韵学、地理学、文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建树，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积极进步的主张。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他对王阳明的心学更是攻击不遗余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自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是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启了先河。实际上，顾炎武所提倡的经学绝不仅仅是训诂考证，而是同“当世之务”紧密联系的。潘耒序《日知录》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清代诸儒受到清政权的文字狱威胁，退回到故纸堆中，专治训诂考证，正如梁启超所谓：“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他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

顾炎武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宋明理学造成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道学先生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后来竟有一部分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无耻之徒。顾炎武对这些深恶痛绝，他认为清谈可以亡国，“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顾炎武在宇宙观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邵宝说：“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顾炎武接受了这些观点，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这就坚持了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所产生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他在解释《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也提出了“非器则道无所寓”的正确观点。顾炎武一生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考察，虽在哲学问题上没有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还是有所继承的。顾炎武批判宋明理学“用心于内”的方法是“近世禅学之说耳”。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外向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顾炎武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实地的考察，一是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

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

外面的外的成语是什么打头的

里里外外:里面和外面

荒郊野外:离城镇村庄很远的荒凉地带

神游物外:

置诸度外:置：放；度：打算。放在考虑之外。指不放在心上

秀外惠中:惠：通“慧”，聪慧。外表秀丽，内心聪明

萧然物外:物外：自身以外的一切。形容极为超脱，不为俗情杂务所烦扰。

弦外遗音:弦：乐器上用以发音的丝线、铜丝或钢丝。言外之意。比喻话语中另有间接透露、没有明说的意思

弦外之响:比喻言外之意。

外宽内明:指外表宽宏而内心明察。

外宽内忌:指外表上看似宽宏，内心却多忌刻。

外简内明:指对人表面上简易，而内心明察。

外合里应:外面攻打，里面接应。

外合里差:比喻口是心非。

外感内伤:①中医指外感风邪，内有郁积而致病。②比喻内外煎迫。

外柔内刚:柔：柔弱；内：内心。外表柔和而内心刚正。

外强中瘠:外表上好象很强大，实际上很虚弱。

外厉内荏:表面强硬而内心虚弱。

外宽内深:指外貌宽厚而实则城府很深。

外方内圆:外方：外表有棱角，刚直；内圆：内心无棱角，圆滑。指人的外表正直，而内心圆滑。

外巧内嫉:外貌乖巧，内心刻忌。犹言口蜜腹剑。

风尘外物:风尘：指污浊、纷扰的世俗生活。超越世俗的特出人物

直内方外:形容内心正直、做事方正。

枝外生枝:比喻派生、繁衍而出者。同“节外生枝”。

致之度外:指不放在心上。同“置之度外”。

中外合璧:中西合璧。

左建外易:用不正当的手段建立威权，变革法度。

言外之味:语言中含而不露的深长意味。

意出望外:出乎意料之外。

溢于言外:溢：水满外流，引申为超出。超出语言之外。指某种意思、感情通过语言文字充分表露出来。亦作“溢于言表”。

意料之外:没有想到的。